2025年10月25日下午，华南师范大学哲学名家讲坛“退溪‘四七说’的日常语言理解与INUS条件”在文科楼第二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坛由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教授、韩国中国哲学会会长朱光镐主讲，朱教授还邀请了著名韩国学者高丽大学李承焕教授，以“从符号学角度看朝鲜儒学的分歧”为题，深入地探讨了朝鲜儒学在“四七说”问题的分歧根源。出席本次讲坛的还有著名韩国学者启明大学洪元植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洪恩研究员等。讲坛由中心主任熊明教授主持，雷静教授担任与谈人，来自本学院以及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坛。讲坛伊始，熊明教授向现场师生隆重介绍了朱光镐教授一行，表达了热烈的欢迎。熊明教授指出，朝鲜王朝儒学史上的哲学论战，是中国哲学在海外的传承发展，本次讲座是中韩学术文化悠久的交流历史的美好延续，也体现了跨学科的重要交流。

熊明教授主持讲座

朱光镐教授首先带来“退溪‘四七说’的日常语言理解与INUS条件”的讲座。所谓“四七”问题，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中指出，是朱子学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朱子在“性发为情，情根于性”的基本原则下，存在着七情中不善的情感发于纯善四端之性的矛盾。朱光镐教授指出，在理善气恶的框架下，历来都认为高峰（奇大升）的观点主气而退溪（李滉）的观点主理，前者偏向于理论性、逻辑性，而无实践性；后者偏于伦理性，而无理论性。但实际上，二者的区分是“人工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冲突。所谓“科学人工语言”，指的是因果充分条件，只可在观念中实现，如分析山火的发生是因为具备氧气、可燃物质、达到燃点；日常语言则要追问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如山火的发生是因为某人遗留的烟头。由此可以看出，人工语言具有严谨、明确的特点，有助于探究事件的条件，却无法揭示情景的具体性；日常语言虽然在主观上可能发生错觉，却有助于探究具体时间的理由、动机或意图。因此，朱教授指出，他在这里借用了“INUS”的概念来理解“四七”问题当中的因果联系；“INUS”条件，指的是充分条件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回到高峰与退溪的讨论，就可以发现，高峰的主张对应的是人工语言，认为四端七情都具备理、气之条件；而退溪的主张更符合“INUS条件”的形式，认为四端和七情本体论结构相似，但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表现为“理胜（发）”，后者为“气胜（发）”，即指出何者为主要原因。虽然从本体论的角度退溪同意了高峰的逻辑范型，但如果只强调形式逻辑条件，就无法理解圣贤所言的天命之性表达的主观意图。

退溪所言的“理发”、“气发”实际上指的是“理发气随”与“气发理乘”，即“互发相须”的说法，这既平息了高峰对逻辑严密性欠缺的担忧，又指明了四端七情当中的“INUS”条件。这样的说法是由朱子“人乘马”的比喻发展而来，朱子以人指理、以马指气，表述的是理气不离不杂的关系；退溪化用此喻，分析四端七情中的主要原因：“言人行, 則不須幷言馬, 而馬行在其中, 四端是也. 或指言馬行, 則不須幷言人, 而人行在其中, 七情是也”（李滉《四七五书》）。高峰中期开始接受日常性语言的表述，但反对理气两种因素互相斗争倾向的说法：“朱子谓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者，非对说也，乃因说也。盖对说者，如说左右，便是对待底；因说者，如说上下，便是因仍底”（奇大升《四七六书》）。可见高峰始终认可的是“所从来”的严格逻辑说。朱教授指出，李承焕教授将二者的观点总结为横说（退溪：心理倾向间的冲突关系）、竖说（高峰：理之属性对气的承载关系）

横说指的是道德心理学中道德倾向于人欲倾向互相制约的关系，天理即理的立场，人欲即气的立场，因此表现出来理胜或气胜。竖说是高峰、栗谷（李珥）及栗谷后学基于存在论所主张的“乘伴论”，理没有主动性（无意度、无造作），是原理原则；气具有主动性，是物质性质料。朱教授本人认为，朱子的理气论在物理方面展现了理没有主动性，在心理方面展现出天理人欲的冲突关系，因此心性论上人内在的天理应当具有主动性。他指出，人类的道德倾向具有活动力，犹如源头之活水对渠水之清明，否则不成其为儒学；高峰将心性论之天理理解为存在论之原理原则，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正是退溪的理气互发相须的理论，说明了人类道德情感发生的可能，此为理发气发说的实际意义。

朱光镐教授主讲

随后，由李承焕教授带来“从符号学角度看朝鲜儒学的分歧”的讲座。他指出，以数码相机的拍摄为例，信息在储存器当中作为“0”和“1”的组合被存储。在最原始的情景下，生物对自我存在也具备最原始的安全或危险的感知，李承焕教授称这种对立统一的信息储存方式为“Frighting 储存方式”。理气论的框架下，理在具体世界的实践是道德伦理感，气指向的是欲望在现实中的自然情感，沿此路径分析人的性情关系，就是退溪的思路。第二种思考，天理不能独立存在，只能说在形而下实物或世间“依存”，也即是道在气世界的存在，形而上的道无法独立实现，此即是高峰、栗谷认可的理从气而行的思路。而在朱子自己的学说当中，还有一条从未发到已发的“性体情用”的“发说”。李教授认为，朱子学说的意识空间里，实际上存在着横说、竖说及发说三种信息存储的方式。退溪的横说表现了理、欲互相争斗，高峰、栗谷的竖说强调天命之形而上在现实的形而下之实现。前者的观点中，理气关系是紧张的，主张道德理性的最后胜利，气性要得到控制；但从《朱子语类》中用来表述理气关系的“寓、载、乘、盛”的表述来看，竖说揭示出形上的原理搭载于形下材料的存在论结构，存在着个别存在者的固有性随着其“存在基础”（ontological base）的变化而共变（co- variance）的原则与事实，理气的不离不杂也就是竖说的说明方式。因此，高峰和退溪之间观点的不和谐，是基于思考路径的不同。现实的行动由思考推动，思考由文章而出，文章由符号而成，符号即指向外部世界信息储存的存在，横、竖二说都只是看到了世界理解的一部分，没有意识到对方思考框架与自己的差异所在，此是双方长期不和谐的缘由。

李承焕教授主讲

雷静教授与谈

雷静：感谢熊明教授的主持，今天中国哲学、逻辑学、韩国学者三方学人集聚交流实为殊胜荣幸。“四七”问题近五百年之论战，问题涉及人性论、道德哲学、工夫论、心性哲学等方面，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四七”形上和形下属性划分的问题，以及何者为主要作用。陈来先生认为，朝鲜儒学“四七”问题的讨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朱子学。同时期的中国儒学学者更多集中于工夫论及其叙事方面。栗谷、高峰论理思维发达，明代理学家较多注重工夫论方面，各有所长。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关于朝鲜儒学的四七辩论的观点，将双方分为“平行同构”与“反平行同构”两类，与李承焕教授的“横说”、“竖说”有很好的呼应。当下国内形而上学、理气论方面，前辈们积累了很多丰富的材料，如何将之在宏观上拓展，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具有启示的意义。我在这里请教两个问题：1、横说、竖说、发说三种划分方式，竖说是否和体用论之间有相似关系？2、在INUS条件中，气可能说主要条件，但在形而上方面就不是主导条件，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形而上问题讨论主导条件，日常语言中涉及主要条件，如何解决主导和主要之间的张力关系。

李承焕：未发已发说是一种从体到用，横竖说都要求由性到情到实现。以孺子入井之公案，情是用，是由天理到大用，“发说”是横竖两说的动力因。

朱光镐：朱子之前中国儒学对世界的理解语言是太极阴阳论，朱子使用的是理气论。通常认为二者是一样的，实际上太极阴阳论中没有道德善恶的判断。中国本土的想法，太极阴阳没有恶，只能在性情的理气论中解释。在说明世界的时候，没有善恶；讨论性情问题，则有善恶。若气无善恶，则非性情论之讨论，因此“理气善恶”是道德心理学的用法，退溪气学是道德心理学，高峰气学是存在论的用法，对道德性命学作了存在论的误解。

洪元植教授与洪恩研究员

李承焕：两派使用了同一个气字，但意义不同。横说中主张的是欲求倾向，竖说中指的是形而下根底的物质性基础（ontological base）。

朱光镐：朱子“人乘马”比喻中，马没有自己的意图，气没有善恶，马要听从人的指挥；高峰的观点里，马是不听话的，可以说高峰哲学不是朱子哲学。

李承焕：我主张将“气”转化为“气机”，《朱子语类》、《性理大全》第一卷中提到的“气机”指的就是“ontological base”，高峰的气指的就是“气机”。

雷静：奇高峰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明代，也就是朱子后学的时代，湛若水、罗钦顺等人都比较重视“气机”的概念。

李承焕：在东方哲学当中，虽然同样都是“气”这个符号，但21世纪的读者无法从中获得更多古代所传达的信息，因此我们要对单一的词汇加以限定，如冷气、热气及现代物理的电气。从信息的角度，气必然发展出更多的含义，16世纪仍然使用这一个“单词”，我无法同意，单独的“气”的理解要用“气机”来规范用语。

雷静：明代中国儒者，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所记录的，常用两个字甚至多个字的复合词以限定语境，或许正是如此，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对一字多义的争辩。

李承焕：德国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说法，我们使用的硬币，经过岁月的流转，人像就会磨损，因而我们看不到清楚的人像，“气”的概念就如同硬币因磨损而模糊的一面。

熊明：今天的讨论非常精彩，“四七”论战可以与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相媲美，退溪近于柏拉图之思考，高峰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四七”争论是一方面是中国哲学在海外发展及韩国本土的创造，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梁贤华副研究员发言

梁贤华：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外行人，围绕理气关系的争论总结了四点。1、理主宰气；2、理依赖气；3、理气是共变的关系；4、人乘马的比喻是出自朱子的理论。我听说朱子有“天人合一”的说法，那么这里可不可以说“人马合一”或“人车合一”呢，比如人骑马时的照片，人和马就是一体的。我有这样的思考：气可以理解为工具，我关心的是，我骑马或开车撞到别人，由人负责还是车负责？从1来看，理负责；从2来看，气负责。如果替换为以刀杀人，由2推导出“非我杀人，乃刀杀人”的结论，那么这里的理气关系应当如何处理？

李承焕：理和气都有责任。心是理气之合，所以车才不会撞人，因此就要培养好自己的心性，涵养自己的气质，使自己的道德性、理性扩展开来。若果不涵养心性，二者都有责任。

朱光镐：朱子时代其实没有这样的考虑，朱子注重理气关系讨论，没有更多丰富的解说。朝鲜时代才发展起来负责任的分析。所以朱子时代没有的讨论，朝鲜时代做出了一定的补足，但朝鲜时代的思考与朱子思考的一致与否，则另当别论。

赖岳山副教授发言

赖岳山：16世纪在朝鲜有超越朱子学的作品出现，我记得陈来先生1985年左右的文章就涉及到退溪的相关讨论。如果用自然语言解释一个事件，只能用“经验”来概括。以山火的发生为例，自然现象可能是打雷，人为现象可能是点火。李承焕教授提出的横、竖、发三说中，竖说更像是一种溯因的推理，如果回到哲学去解释经验，重要的是溯因推理，那么一个具体事物的原因，是先验的存在，还是经验的存在？亦或者是一种整体的存在？朱子理气论的讨论究竟想解释一个先验整体还是一个经验具体呢？INUS理论只能寻找时间的主要原因，这种溯因的工作就从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了。亨特尔提出过一种与之相对的“人类模型”，即主张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有先验的原因。李教授的竖说、发说为经验寻找先验，涉及了构造论与先验溯因。能否找到先验的理由解释已发未发，这又是一个佛教意识哲学的话题。

李承焕：体用论就是由佛教而来，发说不与横说、竖说冲突，发说是横竖说法的动力因。

张程业博士与谈

张程业：如何从哲学史的视野定位“四七之辨”？按照雷静教授的说法，“四七”问题在中国本土没有引发讨论；按照朱光镐教授、李承焕教授的说法，横、竖、发三种模型学者只得其一，“四七之辨”更像是朱子学的倒退。再比如“气”概念的混用，那么“四七之辨”到底是一种进化、是一种倒退、或别的理解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传统虽然对“四七之辨”的回应较少，但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发展论心学立场的“四七”。“四七”是否有朱子学无法解决的矛盾？或者说，只能在朱子学当中回应“四七问题”？ 李承焕：朱子是有先见的，退溪、高峰、栗谷也都是有先见的，从语言符号的角度，分析理气性情的模型框架，在18世纪丁若镛时有了完整的结局，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李承焕：朱子是有先见的，退溪、高峰、栗谷也都是有先见的，从语言符号的角度，分析理气性情的模型框架，在18世纪丁若镛时有了完整的结局，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廖彦霖副教授发言

廖彦霖：按照朱教授的说法，高峰的理解近于实验室人工语言，退溪的语言近于生活常识语言。以山火为例，起火的分析更像是物理学原因，点火的原因更像是社会学原因，那么高峰谈论的是physical reason，退溪则是social reason，他们两人理解路径的不同是否在于原因上的歧义理解？其二，退溪、高峰之间的不同意见，是言辞的争论吗？如果二者能够在词语理解上达成一致，那么他们是不是可以达到互相理解呢？（verbal分歧）亦或者，即使二者互相理解了对方的概念，也无法达成一致。（substantial分歧）

李承焕：退溪是一个道德主义哲学家，高峰认为每个具体事件中都有理气形上形下的呈现，这就是二者的不同之处。

朱光镐：心学没有道德形而上学，只有道德心理学，朝鲜时期整体上还是偏向道德形而上学的发展。

熊明：退溪、高峰师徒之间的争论，将朱子学在海外发扬光大，朱光镐、李承焕二位教授亦是师徒关系，观点也有不同之处，正因为有这样精彩的讨论，才能在学术界不断推陈出新。随着时代的推进，我相信学术的创新性也在不断推进，非常感谢朱光镐、李承焕二位教授精彩的学术分享，我深受启发。

熊明教授赠送讲坛海报

全体与会师生

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会后现场师生进行了合影留念，并向朱光镐、李承焕二位教授赠送了海报纪念品以作留念。本次讲座将现场师生拉入东亚儒学的讨论视野，彰显了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风采，再次展现了华南师范大学哲学师生与海外著名学者和机构的密切学术交流。

文字｜韩金源

图片｜陈春蔓

编辑｜张怡

审核｜廖彦霖